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事物的原则与原料，也是事物的性质与力量，并用数来解释宇宙机体的形成。“万物皆数”，这在过去看来非常虚无缥缈，但现在，我们无不折服于先知对未来的洞见。

今天，全球网民已接近50亿，93%的人口生活在移动宽带或互联网服务的实际覆盖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加速了数字化的进程，让每个人提前浸润在数字生活之中。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顶层设计为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按下“加速键”，2020年被公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元年，中国真正进入了数字时代。

数字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它与以往有何不同？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认为，数字时代是数字技术在塑造和规范社会、社区、组织和个人的行为、表现、标准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时期；是人类历史上以传统工业向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特征的时期；是数字化占主导地位，数字技术几乎应用于人类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时期。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头羊，且未来潜力巨大。以电子商务为例，十年前，中国的零售电商销售额不到全球总额1%，2020年，中国零售电商销售额为11.76万亿元，全球零售电商销售额约为4.1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世界总额的44%，且已超过法、德、日、英、美等五国的总和。

▲ 电商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移动支付方式虽然最先诞生在美国，却在中国被广泛运用。数据显示，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的普及率全球第一，高达77%。据艾媒咨询发布《2020中美第三方支付行业专题研究报告》显示，中美移动支付规模相差11倍。此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数量和估值居世界第一，分别为217家和9376.90亿美元。国际权威机构IDC发布《2020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表明，在2020全球计算力指数国家排名中，中国位列第二。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认为，中国巨大的数字化潜力归功于三个因素：

中国市场体量庞大，拥有大量且较为年轻的网民，为数字化商业模式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不仅诞生了若干数字化巨头，更形成了不断扩张的数字化生态系统；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为数字化企业提供了足够的试水空间，同时也是数字技术的投资者和消费者。

网络理政、大数据精准招商、秒批秒办、一码解纠纷、智慧就业……中国政府始终积极回应着数字时代的新需求、新变化，致力于推动良性竞争，同时在技术标准、数字治理等问题上积极促成全球共识，对全球数字化的长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而我国在25年后的1994年才接入互联网。虽然在互联网发展的前半程，中国处于后发起步，是一位学习者和模仿者，但在后半程，凭借着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及相对成熟的经济社会环境，我们已经占据了主动权，正处于探索引领和系统谋划创新的新阶段，以改革之力向着数字化发展的无人区不断挺进。

在2020年11月18日召开的浙江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上，省委书记袁家军提出了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十三项战略抓手”，“构建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体系”是其中之一。

2021年2月18日，在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大会上，袁家军强调，数字化改革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要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努力成为“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引领全球数字化变革。

这些年，数字浙江建设加速推进，大致可以分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三个阶段。2017年，浙江省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了政务服务“一张网”“一窗受理”“一证通办”的标志性成果，实现了政府公共治理的逻辑转型与流程再造。以往的政府中心主义转变为人民中心主义，公共治理逻辑的变迁在组织文化中也得到了渗透。数字技术作为工具，打通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壁垒而得以数据共享，服务供给流程优化，服务使用成本降低，服务可及性提高，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提升，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 司法数字化改革

2018年以来，浙江正式提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赋能成为最鲜明的特征，实现了政府运行机制重塑与结构变革，部门间、层级间的信息对称程度不断提升，部门间、层级间协调方式不断优化。政府组织形态超越了传统的完全对称的科层制结构，探索出一套扁平化、跨层级交互的非对称科层结构，并创新实践出网络化组织结构。数字技术作为数据归集、辅助管理决策的工具和机制，减少了组织摩擦，降低了组织成本，促进了治理效能提升。随着政府数字化不断推进，目前“浙里办”注册用户已达5515万，网上可办率100%，跑零次可办率达97.4%；“浙政钉”政务协同总平台集成1278个应用，实现了部门间高效协同。

2021年开始，数字化转型聚焦系统融合、综合集成，实现了从点到面、从部门分割到整体协同的螺旋式上升，数字化改革新征程全面开启，整体智治将会实现全领域运行规则、结构和关系的变迁。公共治理领域的数字化改革，将会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制度环境、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变革。通过探索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融合，层级制、网络化、分布式、去中介化的组织交织共存、互联互通。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形态、规则和方式将进行系统化的重塑，从而提升社会福祉。在这一全新的阶段，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机制，更作为主体驱动着经济社会的运行。

▲ 临安农村饮水智慧监管平台

数字化改革是数字浙江建设的新阶段，是浙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其意义不仅仅在具体的场景应用上，更在于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基础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改变。浙江正向着实现全社会共享“数字红利”的美好愿景大步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杭州视察城市大脑时提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数字化改革，正是循着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轨迹前行，数字化本身并不是目标，让城市更智慧、让生活更美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改革的终极追求。

杭州作为城市大脑、健康码、“亲清在线”的诞生地，在数字化改革上也始终以“窗口中的窗口”“标杆中的标杆”的高标准、高要求超前布局、先行先试。

在余杭，2020年10月30日，一场“全面数字化转型推进大会”在钉钉平台线上举行，超3000家余杭规上企业在线参会，掀起了大型头脑风暴。随即，以“3352N”架构为核心的数字化改革体系、迭代升级的“数字高速公路”“数字资源超市”“数字百科全书”三大数字化产品，在这片“数字高地”创新涌现。其中，由海量数据资源整合的“数字资源超市”升级成为区级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截至4月8日，“超市”已上架1058类数据目录、4大类云资源和58个公共组件，总调用量达8.5亿次。

在萧山，2020年5月出台的清廉村社“码上工程”，聚焦村级“三小”工程管理，实现了从“付现金”到“无现金”升级、从“码上知”到“码上治”转变、从“线下管”到“线上管”并驾、从“前中后”到“一盘棋”放大四大转变。全区22个镇街421个行政村社实现村级集体资金管理“无现金收付”全覆盖，梳理绘制48条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图，村民只需要手机扫一扫即可随时随地查看村务公开。“清风亮晒台”村级小型工程监管平台等创新措施，切实减轻了基层负担，降低了基层群众信访发生率。

▲ “e 治理”打造智慧社区 助力基层治理

杭州数字化改革不仅提高了效率，也激发了诚信，带来了温度。今年春节前，杭州为计划留杭过年的外地员工发放每人1000元“在杭大红包”，共有80多万人领取了红包，年后有超过2.8万人主动退还了补贴。不仅如此，全市还建立2094人“亲清D小二”服务队伍，“7x24小时”回复，响应时延不超过3分钟。依托信用体系的柔性管理机制，政府和企业、群众间的亲清关系更近了一步，“诚信之花”在杭城绚丽绽放。

2021年3月31日，杭州召开一场面向“未来”的大会，宣告要全方位大力度推进“数智化”变革——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跃。使命在肩、唯有奋斗。用数字化改革倒逼政府变革，用目标导向倒逼经济变革，用城市大脑倒逼治理变革，用亚运会倒逼城市变革，用“重要窗口”倒逼整体制度变革，用初心使命倒逼干部队伍建设，杭州用“六个倒逼”全面撬动一场全系统、全领域的硬核改革。

“数智杭州·宜居天堂”，乘势而上，潮头激扬！

作者：韩一丹

本文刊登于《杭州》杂志2021年第7期

投稿信箱：hangzhouzazhi@163.com

排版编辑：毛婷